青年考古學家何錕宇他把生命融在考古的田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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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任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黨總支統戰委員、寶墩遺址工作站站長。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優秀業務骨干和青年英才,長期堅守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第一線,曾參加或主持發掘成都金沙、茂縣營盤山、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新津寶墩、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等重要遺址。參與發掘的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榮獲“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共同主持的貴州招果洞遺址榮獲“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21年12月29日,41歲的何錕宇因病逝世。

2021年12月27日,病床上的何錕宇強打精神看起了電視。正在播出的央視紀錄片《蜀守冰》中,他多年的搭檔、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寶墩遺址工作站副站長唐淼正在講述4000多年前,在成都平原寶墩古城繁衍生息的古人如何與洪水搏斗的歷史。

何錕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寶墩遺址工作站站長。寶墩,是他堅守奮斗了10多年的地方。借電視“穿越”遺址,何錕宇滿臉欣慰。兩天后,身患重疾的何錕宇帶著他對寶墩、對考古的深切眷戀,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走了,帶著對考古事業的熱愛,帶著對未竟事業的遺憾,帶著對親人和同事的眷戀,融入了湛藍的天空,融入了考古的田野,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41歲。

初入考古領域的何錕宇是幸運的。2003年他從四川大學考古與博物館專業畢業后,便進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6年以后,年紀輕輕的他就成為寶墩遺址大規模考古發掘現場的負責人。

位於成都市新津區的寶墩古城遺址,享有“天府之根”的美譽。上世紀90年代發現的以寶墩遺址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也被認為是其后三星堆青銅文化的源頭。寶墩古城曾獲得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9年,因“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的推進,沉寂了10多年的寶墩再次發掘。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司機徐龍參與了那次考古工作。據他回憶,那些年寶墩的冬天非常寒冷,清晨田野裡總是濃霧彌漫,麥苗上凝結了一層白頭霜。何錕宇冷得受不了時,會接過工人手裡的鑽探器鑽上一陣子,讓身體暖和起來。

在與當地人閑聊中,寶墩古城遺址附近那些被當地人叫作“游埂子”“石埂子”“狗兒墩”的高埂引起了何錕宇的注意。

考古人的直覺指引他去這些地方試掘看看。這一掘,何錕宇驚訝地發現這些高埂竟然都是寶墩文化時期的夯筑城牆。這些如今被稱為“寶墩古城遺址外城牆”的遺跡,直接將寶墩古城的面積從60萬平方米擴展到276萬平方米,寶墩古城也一躍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四大古城之一。

“寶墩古城遺址外城牆的發現,是寶墩文化研究裡程碑式的成果,也是研究三星堆文化的重要基礎。”談到何錕宇2009年的發現,四川省文物局有關負責人這樣評價。

但是在外城牆引發外界廣泛關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寶墩的考古工作漸漸淡出公眾視野,雖然每隔幾年都有新的成果發布,但類似外城牆這樣的震撼性成果卻相對較少。

這時,一個離開寶墩一線的機會擺在何錕宇面前。2018年,成都博物館需要一位負責學術科研的副館長,既有考古一線工作經驗,又有科研成果的何錕宇成為最佳人選。但是何錕宇短暫思考后,便婉言謝絕了邀請。他想留在最摯愛的地方——寶墩。

“寶墩是他職業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個板塊,而他對考古和田野非常熱愛。他當時選擇留下來,和他做事的方式有關。他是一個做事情有始有終的人,他肯定是想把寶墩的考古報告寫出來,完成他對寶墩的使命。”唐淼說。

在寶墩的那些年,何錕宇隻做一件事——夜以繼日地看資料、寫報告,對考古發現展開充分研究。唐淼從2015年起與何錕宇一起進行寶墩考古發掘工作,“那時候我們在新津縣城合租了一套房子,每天發掘結束他回去倒頭就睡,睡到晚上9點過,他就起來開始做學術研究了。他喜歡搬一個小板凳,在客廳的茶幾上工作,晚上總是工作到很晚,短睡幾個小時后,第二天早上5點又起床開始做研究,他的那些論文都是這樣夜以繼日寫出來的。”

投身考古工作的18年裡,何錕宇始終保持著對考古的熱情。成都金沙、茂縣營盤山、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新津寶墩、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他的身影出現在西南地區眾多考古發掘現場,不斷創造新的考古成果。與此形成對比的,則是他隻有很少的時間能夠陪伴家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左志強現在還記得,重啟寶墩古城遺址發掘工作那年,何錕宇的大女兒剛剛降生,當時的何錕宇白天發掘,晚上探討,經常十天半月也顧不上回家。有一次左志強和何錕宇一起回家,“他夫人抱著大女兒下樓來接他,孩子把頭轉向一邊,都不搭理他。”左志強說,“算算他的大女兒多少歲,他堅守寶墩就有多少年了。”

在師友和同事們的印象中,何錕宇除了痴迷於考古,還是一個將奉獻真正融入工作和生活的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常懷穎至今仍然記得,何錕宇到北大讀碩士時,主動為四川大學復印了很多考古報告,“當時我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資料室兼職做資料室管理員,那時候查閱資料不像現在這樣便利,而母校考古系資料室的圖書資料也並不完備。”

當時,何錕宇發現北大擁有豐富的考古學資料,於是,兩個人在聊天中萌生了通過復印的方式,將北大有而川大沒有的資料復印寄回,幫助川大考古系資料室配齊資料的想法。“那時錕宇因為是在職攻讀,很長時間並沒有住在北大校內,但他仍然想辦法,借出書刊,找開復印店的湖南老鄉幫忙復印,然后寄回川大給我。如此斷斷續續進行了一年多,等我去北大念書,他把接力棒交給我,介紹我去找熟識的復印店老板那裡繼續復印。”

令常懷穎印象尤為深刻的,是2005年春天兩人到北京琉璃廠購書的經歷。“幾個書店逛下來,我們帶去的購書款都用光了,他找了銀行去取錢,又幫我一趟趟打車把整整17箱書運到朝陽門大件包裹業務廳,幫我填單子,打包寄回成都。晚上回到北大,我們都很疲勞。他卻說,值得,后邊的娃娃們不會喊沒書看了。”常懷穎表示,“錕宇做這些事情,是沒有一分錢報酬的,甚至院系領導都不知道。錕宇這樣做,是他心系母校的自然表現。”

何錕宇的樂於助人也體現在招果洞遺址的發掘過程中。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張興龍回憶,2016年3月,他與何錕宇、朱梅一起到位於貴安新區的招果寨做洞穴遺址調查,聽老鄉說起山上有個“牛洞”,當時春生草長,他們用砍刀劈出了一條路,才找到了這個洞穴。“第二天,我們會同四川大學的呂紅亮教授再次前往,將洞穴整理了一下,仔細查看了洞內擾坑的斷面,斷定這個洞穴有發掘價值。何錕宇提出了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空間考古多學科聯合參與的考古發掘方案。”

尤其令張興龍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進招果洞、看到洞內堆積時,何錕宇對他說:“‘興龍啊,這個洞太好了,要不還是你自己挖吧。’我當然不能同意,但是通過這件事情,我覺得何錕宇真的是一個非常為別人著想的人。”

何錕宇尤其願意給新人機會。唐淼至今非常感激何錕宇,因為正是經由何錕宇提議,剛到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唐淼,得以參與到寶墩古城遺址的發掘工作中。“他願意培養新人,我隻要取得成績,他就很高興。從2017年開始,他就退到后面,讓我放手去做,他給我指點。有專家來參觀,也是讓我出面講解,我現在的表達能力,就是那時候鍛煉出來的。我感覺他就是我身后的一棵大樹。”

何錕宇逝世后,他的師友和同事們無不為失去這樣一位伙伴而惋惜,“錕宇走了,他心心念念仍然放不下的,還是他的博士論文出版,寶墩報告整理,貴州洞穴發掘區的地層劃分有沒有統好。這是他的遺憾,但更是他責任心的體現。以他做事的認真和細致,他所留下的學術信息,一定能由后來的同事幫他整理完成,必然不會留下遺憾。”

今年1月,在何錕宇傾注了最多心血守護的地方——成都寶墩遺址考古工作站的院子裡,同事們種下了一棵2米多高的香樟樹,樹下埋著一把考古手鏟。大家以這樣的方式紀念這位早逝的考古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黃明曾與何錕宇一起參加貴州招果洞遺址的考古發掘。據他回憶,招果洞遺址剛開始發掘的時候,條件非常艱苦,當地的菜都是用糟辣椒炒的,隊員們吃不慣,廁所是旱廁,也沒有洗澡的地方。好處就是雨后清晨,山上經常冒出一朵朵蘑菇,牛肝菌遍地都是。

於是,何錕宇帶領大家下班后漫山遍野地挖春筍,採蘑菇,掰椿芽,挖蕨菜﹔下河抓龍蝦、逮魚,“何錕宇在工地上隔三岔五就會設法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后來還從成都買回了火鍋料,在工地上吃上了冒菜。”

在寶墩,何錕宇也不斷給身邊的伙伴們帶去樂趣。曾經到寶墩參加田野實習的吳鵬記得,2013年冬天,他和22名四川大學本科生來到寶墩,何錕宇是他們的實習指導老師。冬至那天,工地上買回半頭羊,“他讓我們自己打制石器來宰羊,這活兒太難了!打制石器,我平時也練過,在河灘上撿礫石,摔、捶、磨……如果能打出比較鋒利的刃口,就可以當作刀具使用。”

學生們齊心協力制作打制石器,終於把羊肉吃到嘴裡,燒烤、熬湯、烹炒……下班以后,23個學生在工地上度過了一個無比快樂的冬至節。吳鵬覺得,這種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學生們切身感受到原始社會的人們制造和利用工具的過程,也留下了讓他們多年以后依舊印象深刻的一頓美餐。

“何錕宇有很強的綜合協調能力,善於處理各方面的關系,善於調節氣氛,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豐富多彩,充滿樂趣。”曾參加過寶墩遺址夜間聯歡會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楊穎東這樣評價作為考古領隊的何錕宇。(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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