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须弥于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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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到底要不要注重读者的接受度?这大概是每个艺术家都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拿电影来说或许更清晰一点,比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维尔纳·赫尔佐格、贝拉·塔尔是属于我行我素派,观众能否欣赏,和我无关,我只是要竭力达到我心目中艺术的极致。后者的代表比如,罗伯特·泽米吉斯《阿甘正传》、弗兰克·德拉邦特《肖申克的救赎》等一派的好莱坞电影,以打动大多数的观众为己任,深度与广度并重,雅俗能共赏。

很难说这两种观点哪种更正确。其实,凡事都要考虑个正不正确,这本身就不大正确,正确与否是过于单一的评价标准,艺术与此无关。虽然没有当面探讨,但我相信卞毓方先生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按他的修养和天赋,两方面都可以做到,而从文章中可以读出来,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除了接受度之外,在卞先生这里,我相信还有一个主题也是十分重要,甚至居于中心地位:启蒙。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偶然从学校藏书十分匮乏的图书馆得到一本非常薄的莱昂纳德·欧拉传记,读完之后,对数学之美产生了难以泯灭的印象,直到现在,这个完美的数学公式还长存于我的脑海。从数学之美出发,后来开始能够欣赏美术之美,再后来是物理之美、文学之美,也可以说,简洁而极富内涵的“欧拉公式”是我文学之路的起点,也是一直以来追求的最高标准。

我有一个观点:艺术即审美。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最终看的是作者的审美修养。美学修养的获得,通常都是靠着“熏陶”来的,木心先生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救不了。”而幼小时候的审美启蒙,就显得尤为重要。卞毓方先生博洽多闻、学识宏富,既有《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时间之外》等富于哲思的文章,又有《雨染未名湖》《烟云过眼》《泉州帆影》等美文,提到爱因斯坦、李政道、毕加索、张大千、饶宗颐、张謇、张中行等名人轶事如数家珍,遍及哲学、科学、美术、历史、学术等广阔领地,足以给青少年打开一扇扇智慧之窗,引导他们走上辉煌一生的第一步,实在是善莫大焉!

炎夏永昼,执一卷《海天摘云》在手,仿佛听卞先生将自己的经历、经验娓娓道来,惬意中对自己的过去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体认;而掩卷沉思,又对未来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期待。董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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